一个年轻人，
在星巴克咖啡馆里，
在大学宿舍床上，
在北方春天城市街道边，
完成了自己青春思想的历程。
他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用情甚深，
如同热恋中的情人，
将一切记在心中，
溢于笔端，
便有了这本书。
许知远BLOG： blog.sina.com.cn/u/1198264197
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，理想主义是否已成笑谈？
迄今为止，2001年首次出版的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“青春读本”之一。6年后，这本书再次重版发行，曾经的热情、生硬与虚妄依旧毫无保留地坦然呈现。在我们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的时刻，我们应当感谢许知远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，来理解那些已经随风而逝的青春传奇:文化热、诗歌浪潮、人生意义的初探……闭上眼睛，头脑中都是乌托邦的花朵在怒放，一觉醒来，浑浊的头脑与现实的无趣又让人无所适从……
我们该怎么看待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青春，又该怎么从容面对它无可挽回地飘散？还有大学，每年如流水线一样迎来送往，年轻人有意无意地把忧伤遗落在这里，当“毕业就是失业”的扩招年代来临时，大学教育的意义何在？大学之路又该指向何方？
我们应该承认，作者的早慧和勇气，为时代提出了一个个尖锐警醒的提问:当技术的侵入将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致的时刻，当人必须追逐金钱、权力来换取所谓“成功”的首肯时，当中国用30年的时间压缩了好几个世纪的进程造成传统价值观瓦解、于纷乱中仓惶重建时，我们如何把青春，还原为青春？
1976年出生的许知远，在离开大学后的第二年，出版了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，现在它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大学生的忧伤读本。距离最初开始写作的日子已经十年之久的许知远，已经从一个不成功的大学生，变为知名专栏作家。
不久前在北京单向街书店搞新书宣传时，他说他期待，这本书能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。有年轻的读者为他设计了广告招贴，SLOGAN是“和青春有关的日子”，这的确是一本关于青春的书。
从21岁开始回忆
“这一年，高晓松27岁，但已经开始回忆。”1997年的秋天，许知远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，这句话从《读书》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，准确有力地抓住了他涣散的神情。这一年，他21岁，微电子专业三年级学生，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。
那时的许知远，带着浓重的80年代文学青年的气质，在很多朋友印象中，他走路的时候会“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楼梯上跳下来”，跟不认识的人开口的第一句是:“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尽管他曾在大三的时候因厌倦而休过学，对未来能否顺利拿到毕业证书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，他却时刻梦想像美国评论家瓦尔特·李普曼那样影响时代精神。
事实上，对一部分人来说，许知远不能算是个有趣的人，他严肃得近于乏味。他始终无法容忍上网聊天。如果对方的谈话让自己很无聊他会毫不遮掩地显示在脸上。只有在谈到书籍和思想时，他才会焕发出神采。他最喜欢挑起别人的雄心，告诉所有的人“我们要做伟大的事”。他一点也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，而且身边总是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。
梦想创办中国《时代周刊》的年轻人
许知远的好奇心似乎是没有边界的，尤其是对亨利·鲁斯怎样在旧印刷厂里办《时代周刊》兴致勃勃。随着开始动笔写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里第一篇文章开始，这个年轻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就是“依靠写作获得荣耀”。在这本不知天高地厚的书里，他大声宣布自己希望在年轻时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物。当时他选定的所有偶像，都是由欧美世界的精英组成的——从学院知识分子到媒体名人到新经济领袖。
许知远似乎有些过分地迷恋那个80年代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“白衣飘飘年代”，关于爱与诗、梦想与生命的喜悦与忧伤，凝结成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中极具杀伤力的忧郁碎片。美国的鲍勃·迪论就是他们的崔健；艾伦·金斯堡就是他们的北岛；穿牛仔裤、留披肩发、听甲壳虫，沉醉于罗大佑与齐秦；把圆明园的画家村当成他们的格林威治村……
许知远大约是同时代人中较早开始认真考虑时代精神的人，在书中，他关于时代的种种思考，圆融地包裹在一段段关于北大生活的有趣描述中……
和《北大往事》、《47楼207》等一系列关于北大校园生活的流行书籍类似，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记录了许多只有在北大才会发生的、现在或许已经消亡的逸闻。尽管北大貌似一个对待另类格外宽宏大量的乐园，许知远也不留情面地写下他对现行大学教育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失望。
在书里，他还写到了很多忧伤的年轻人，“我的朋友”胡适、“永远年轻气盛”的李敖、“懒散的师兄”梁遇春、“边省青年”于连、“在麦田守望”的霍尔顿、“行动者”海明威、“全欧洲最浪荡”的卡萨诺瓦，这是一些多么迷人的、曾经忧伤的年轻人。许知远总是试图拾起别人的青春回忆来填充自己的迷惘心灵……
逐渐踏入公众视野
毕业后的许知远开始逐渐踏入公众视野。他创办过一本只出版了几期的杂志，当过一家网站的内容总监，以27岁的年龄成为《经济观察报》的主笔，他飞赴欧美，拜访知名的经济学家、大学教授、报社总编，对全球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，始终用一种克制的精神关注着世界的每一次动荡。
现在，他成为了《东方企业家》的主笔、《生活》杂志的发行人、FT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、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。他的名片在不停地更新，但我们的生活或许总是对某些东西太过执拗地抓住不放——亨利·鲁斯还是许知远的偶像，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播放着大嗓门的摇滚音乐，办公室像大学宿舍一样忙碌。即使他崇拜的《时代》去年将“YOU”评为年度人物，他还是近乎迂腐地坚持精英阶层是历史的推动者，一口咬定“技术时代人面对世界的能力远远低于洛克菲勒时代、远远低于安德鲁·卡耐基那一代人”。他仍然诚实而夸张地四处宣扬自己的梦想——飞速进入社会核心，他还是那么雄辩、野心勃勃，以至于有时候显得聒噪，所以老是招人骂。不过，他还是不在意。
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再次印刷后，包括许知远在内所有出版这本书的人都想知道一个问题，新的一代人——80后，90后，“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的那代人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？理想主义、浪漫情怀会不会重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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